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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劣根性是一个谎言吗?(国民性篇)“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
最早听到摩罗的大名,是在朋友的论文里。文章中提到孟繁华和李新宇先生曾为摩罗群体,是属于知识分子还是无产者写作而发生争论。当时,摩罗先生好像是某个中学的语文老师,他在《耻辱者手记》里,为被损害、被侮辱人群发出痛彻心腑的呐喊,激烈地抨击强权,争取个人尊严的灼痛,曾经引起我强烈的震撼和共鸣。时过境迁,摩罗先生现在已经成了某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一本《中国站起来》让摩罗先生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摩罗先生在书中完全颠覆了鲁迅和五四精英关于国民性批判的功绩,认为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肇端,五四精英在摩罗先生的笔下一瞬间成了“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这确实是惊世骇俗耸人听闻的论断。
此言乍听当然很令人兴奋,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只要证明是他们的蓄谋,我们的“精神枷锁”从此可以卸掉了。但大家知道,欧洲人对中国的评价并不是单一的批评声音,事实上,自17、18世纪以来,西方的“东方学家”对古典中国是表扬远过于贬斥。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欧洲的模范》这部书,看一下著名学者狄德罗、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评价,“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模仿他们啊。”“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来。”“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所知惟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可以看出,外国人并不是全都是批评和污蔑中国人的,相反,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名不副实的描写和高度评价,很让我们惶恐和汗颜。据说,这是西方人为了自己的发展,故意美化别的国度,以促进自己国家的奋发上进,也就是世人所谓的“打棍子理论”。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中国的评价呢?我想,这里主要有文化的解读问题。不同文化之间隔着一无形的墙,要真正了解一种陌生的文化,特别是在文化交流很少的情况下,谈何容易。17或者18世纪,外国人对古老的中国有一种好奇的心理,难免加上自己的想象,把中国想象成心目中的理想之国。这种误读,正如马可。波罗把爪哇的犀牛,认作是欧洲传说中的独角兽一样。19世纪后,随着双方的交流日益频繁,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越来越多,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日益加深,就像黔之驴最终被摸清了虚大的底细,再加上此时,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而中国仍处在闭关锁国的蒙昧落后的生产关系里,西方人对落后于自己的古老国度卸去了神秘的色彩,于是,便更多地读出了中国人的缺点。这种解读与其说是殖民者“蓄谋已久”,不如说随着形式的发展“水到渠成”。那么,中国人的劣根性为什么不是由中国人自己发现,而更多的由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肇始的呢?
一则伊索寓言说:鱼所理解的飞鸟就是空中能飞的鱼,鱼所理解的车辆,是鱼的肚皮下长出了四个轮子。也就是说,人们经常会按照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和自己,特别是对古老的文明国家来说,都难免挣脱不了“我族中心主义”的趋向。因此,在没有任何参照系的情况下,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得郭宏安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民族要想真正认识别的民族,要走进别人的文化墙内,从里边看。相反,一个民族要真正认识自己,就要走出自己的文化墙,从外边看。因此,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墙内是不够的,所谓久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也许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找到国民性的弱点,必须站在自己文化的墙外,才有能打破我们自己的固有文化观点,用一种崭新的文化价值标准加以判断,这样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而作为第一位常驻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就是因为站在“墙”外重新评价中国人和他的文化,而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甚至一些顽固文化分子认为他出任对外公使,就是“事鬼”,于是,“湖南人耻与为伍”,一些激烈的“爱国愤青”欲焚毁他的祖屋。可见,作为中国人,一旦做出一个在他们看来不符合旧有思想观念的判断,必定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的反弹和镇压,“几乎无路可走”。而传教士们则从自己的文化走出来,进入中国文化的内部,其对中国文化和政治道德的痼疾,看得比一般中国人都要清楚许多,并且,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说出真相所面临的攻击相对较少。因此,我们自己对国民性的反思反而在传教士之后了。
那么,由西方人肇始的对中国人气质和性格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呢?摩罗先生没有从正面加以反驳,只是说传教士和五四精英所批判的国民性,是普遍的人性,而不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摩罗说:
他们所批评的这些所谓“国民劣根性”,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特性。这些本来能用人性论解释清楚的普遍性问题,全都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偷换为中国“国民性”的特殊性问题。这一偷换就将人性中的罪恶因素全部转换成中国国民的罪恶表现,这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歧视中国、奴役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
据说,莫罗先生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原来所谓国民劣根性是世界人民共有的,而不是我民族独有,如此一来,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就是普世劣根性,不,应该说是“普遍的人性”。因此,我们的国民大可以欣然而安了,中国人终于可以在外国人面前挺直脊梁了,似乎,我们不能不感激摩罗先生和他的那些民族主义朋友。终于让我们也可以坦然面对性格中的丑陋了。
可是一番飘飘然陶陶然后,我们不禁要怀疑,我们的国民劣根性真的具有普世人性?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人性和国民性,做出较为准确的定义来加以区别,否则,真有可能“你不说我还明白些,越说反倒越糊涂”了。那么,什么是人性呢?人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定独有的思想、感情、理性等表现行为,具有普遍性的特点。譬如说人性中的自私贪婪和追求自由等都是普遍的人性。而国民性则是指某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其不同的自然条件、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之下,所形成的较为普遍的共同的性格特征。国民性是一个民族特征的综合,而不是个体特征的总和。因此,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国民都有国民性中的每个特点,也不能因为个体或者少部分人不具备某些特征,从而否定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但是又和人性有着很大的不同。人性是全人类的普遍性的特点,而国民性则有着地域和国家的区别。
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性当然差不多,但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制度塑造人的性格特征是不同的,这似乎早就成为人们的共识,不知摩罗先生为何视而不见?孟德斯鸠总结:“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孟氏的话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确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不同的自然环境对国民性不同的影响。当然,对国民性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应该是文化和社会制度。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与西方有着较大的差异,而且在历史上,中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机会较少,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摩罗先生在没有拿出足够的逻辑推理和事例论证下,却得出这样石破天惊荒诞不经的结论: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全人类共同的特性,这样的结论除了耸人听闻和蒙蔽一些激进愤青的心智外,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关于国民性的差异,我们通过奥运赛场上运动员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大约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在现实生活中,外国人的公共道德确实令某些国人(鄙人是其中之一)自惭形秽:外国人排队是一种生活,外国人尊重斑马线不闯红灯是一种生活,外国人环保意识很强是一种生活,西方人尊重人权是一种生活等等。记得一个网友曾经写过,在德国的动物园里,有着汉语提示牌:请不要大声喧哗,我想这也许不是德国人对国人的偏见。当泰坦尼克号发生沉船的时候,我们的国民能够说出:让妇女和儿童先行吗?当新疆大火烧起来时,我们喊得可是:孩子们坐下,让领导先行!这些毋庸置辩的事实,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国民性与西方国家相形见绌。如果我们连这样的事实都不敢承认,那么所谓文化复兴只是海市蜃楼而已,更谈不上中国站起来的命题!胡适曾经说过:“我们不能不承认民治国家是训练良好公民的重要工具。为什么西方人重视规则,具有公共道德,讲诚信,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应该说这绝不是偶然的,凡是经过民治的国家公民知识和道德都比别的国家高得多”。可见,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甚至能造成“公民”和“臣民”的区别。当然,有人认为那是社会制度和文化使然,非不同国家的国民性之差别。其实,国民性不就是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产物吗?各国的国民性不同,国民劣根性自然不可能相同,我想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摩罗所谓“国民劣根性是全人类的共同人性”,“在不道德面前,西方人也跟我们完全一样”的说法,可谓不攻自破。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熏陶下,必然导致国民性的不同。而中国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2500多年的专制历史,这样的历史必然在中国人的身上留下许多“罪恶”的沉淀,必然存在着许多国民的劣根性,这些国民劣根性早已为大家所熟悉。而摩罗先生所说的令人激动的“自然高贵”之身,本身恐怕就是一个伪命题。
但摩罗先生说,“我们的卑贱是西方殖民者强加于我们的”,这就很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了。难道西方殖民者到达中国之前,中国专制文化所塑造的国民性就没有缺点吗?我们的国民劣根性会在一夜之间长出来吗?正如医生看病一样,如果医生诊断出你的病症,你能说是医生强加给你的病症吗?这样的逻辑,与三尺幼童有何区别?
让我们认真看看阿瑟.斯密斯所揭露的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逆来顺受、被动懒惰、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爱面子、贪婪、懦弱、冷酷”等性格特征,扪心自问,哪一样不是我们身上经常表现出来的?纵观阿瑟.斯密斯《中国人的气质》这本书,正是一个外国人从自己的文化里走出来,进入我们的文化墙内,并通过20多年的观察和记录,在科学方法基础上,所写的一部真实地反映中国人性格的著作。他的初衷是帮助外国人正确地了解中国人,(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由张梦阳翻译成汉语,已经是一个世纪后的事了)而不是“捏着中国人的脖子告诉中国人如何的劣等”。这部书总体上,客观真实地描述了19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书里并没有虚假的污蔑和故意的抹黑,更没有添枝加叶的敌意刻画,也许有由于文化原因而造成的误读,但绝不能说成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人精心建构的精神枷锁。此书如此深刻真实,以至于我们今天读来,依然还能感受到他所描述的栩栩如生的中国人的身影,我们不能不佩服阿瑟.斯密斯先生的深邃和真诚。当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发现并阅读了这部奇书,他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当然,在摩罗先生看来,鲁迅先生是上了传教士的当、中了传教士的毒了。因为,在摩罗先生看来,传教士故意挖掘中国的劣根性是为殖民服务的,是为歧视和奴役中国人找借口,传教士就是《小红帽》里的狼外婆。狼外婆的意思当然是包藏祸心,其实,但凡对基督教有一些了解的人都知道,绝大部分传教士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而来到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一直抱有戒心,“甚或谓传教士之来华,中怀殊叵测也”。事实上,西方传教士的活动目的相对单纯,我们不能因为,传教士在侵略者之前来到中国,就给他们冠以“殖民侵略的开路先锋”的称号,也不能因为他们在比较中,得出欧洲文化优越的结论,就说他们在为歧视和奴役中国人找借口。客观地讲,这些人到中国来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事情,譬如赈灾和治病救人,并且将西方的医药和技术带到中国,甚至开办以西学为主的学堂,为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打下基础,将西方的历法和科学带到中国等,他们对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传教士主导的科学输入,被称为“科学启蒙第一期”。
很显然,绝大部分传教士并不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我们不能说,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因此,他们来中国宣扬基督教文化就是殖民文化。正如袁伟时先生所言:“只有那些掠夺和摧毁别国的文化遗产,或者培养只爱外国而不爱自己祖国甚至背弃自己祖国的教育才是文化侵略。”譬如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日本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下的文化教育,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侵略。而传教士所宣扬的基督教文化,虽然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甚至使我们的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只能证明传统文化是相对落后的文化,这是落后文化和先进文化对话中必然的反应。那是正常的文化交流,而不能算是文化侵略。正如我们不能把印度当年的达摩禅师,来到中国所宣扬的佛教,称为殖民文化一样,鉴真法师远渡东瀛,也只是文化的传播者。我们不能把后期发生的战争和基督教的传播联系起来,想当然地以为这些传教士就是侵略军的先行者。也不能因为基督教在战争后大量地涌入,就说殖民战争是基督教的保护伞。这样的思维只能说符合某些中国人的逻辑,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毋庸讳言,正如中国人也良莠不齐一样,传教士里也有少数不法之徒,做过鱼肉百姓,为侵略军传送情报、做间谍、甚至残杀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传教士应该说是传教士中的败类!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粒老鼠屎,而把满囤的粮食一起扔掉。应该说,不管本意如何,绝大部分传教士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或者有意不愿提起的事实。即使被人误解成侵略者的代言人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传教士,虽然其种种言行遭到许多非议,但是他们促进中国变法,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初衷是不容置疑的。其他像傅兰雅,与其说是英国传教士,不如说是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他曾把129本外国科学和人文书籍翻译到中国,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1911年,傅兰雅以私人名义捐出六万两银子,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开办了上海盲童学校。这是我国特殊教育史上第一所由美国大学教授创办的盲校,对中国的盲童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摩罗先生反复抨击过的阿瑟.斯密斯,更为中国人做出了很多好事。譬如向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退还庚子赔款,为清华大学的创办和留美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的传教士还有很多,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怎么能一概说成殖民者的帮凶呢?
如果说摩罗先生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传教士,是中国式逻辑使然,尚且可以理解,而摩罗先生把五四先贤的国民性反省,当作为殖民者奔波操劳,就有些不可理喻了。其实,中国的国民性反省有着曲折的历史过程,我们的先行者并非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文化和国民性存在着痼疾,而是从多次失败教训中探索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先行者探索富国救民的道路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我们的先驱者已经意识到,西方的科技是我天朝大国所不能比拟的,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然后有了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第二个时期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我们的国家精英开始承认制度上的不足,于是有了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和建立民主共和制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第三个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中国早期觉醒的知识分子,终于有机会走出国门,对西方和日本的文化、制度有了深刻的了解,不得不承认我们不仅器物、政治制度不及西方,而且在道德文化上也有不及西方之处,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文化和道德优势。这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成熟的思考而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外国殖民者按着中国启蒙者的头颅,输入的殖民芯片。正是这种“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正是中国人真正觉醒的标志,不想100年后,却被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反思成帮助殖民者培养“洋奴”,让中国人永远匍匐在洋大人面前的元凶!这种忘恩负义的反思,简直就是一种丧心病狂的亵渎了!
当然,摩罗先生也说了,西方传教士所说的国民劣根性,西方人也都有。其实,摩罗对西方的批评,不过是西洋也有臭虫的老调,是不愿正视自己反省自己的借口罢了。老实说,我也愿意相信这样的结论。但是一个很显然的问题是,即使西方人有着这些缺点,是普遍的国民素质还是少数人的行为。我们总不能把少部分人的现象当成普遍现象吧。譬如说奴性,据摩罗先生说:“人类文明史就是殖民史。西方人也曾被征服过,也很奴性。”我不是一个十分擅长研究历史的人,我也不习惯在外国浩瀚的历史典籍中,找到一两处可以证明其弱点的案例,何况,在社会学这个领域,我们几乎可以为任何一种论点找到证据。且不说人类文明史就是殖民史的论断是否正确(摩罗的文字里有着许多震聋发聩的大胆论断,可惜都缺乏严格的论证而似是而非。有时,我常想,摩罗先生的思维更多的是一种作家的思维,而不是严谨学者的思维),因为“西方人也曾被别的民族征服过,所以就很奴性”这样的论断,我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众所周知,奴性事实上是专制社会和专制文化长期压制熏陶后的产物,而中国社会的专制,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专制程度上,都是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袁伟时先生曾半开玩笑地说“中国专制是极端的,西洋宫廷里只跪一条腿,只有对上帝才跪两条腿,对人恐怕很少跪两条腿。中国不但跪两条腿,而且还要磕头,而且还要磕响头”袁先生独到的观察和见解,虽然不是从学理和具体史料上加以证明,但却能够形象而简明地道出中国专制尤烈的真相。何况,中国还有培养奴性最好的工具——儒家文化,而西方社会毕竟还存有古希腊民主的余风,并且还有基督教文化的熏陶,(美国的一位总统曾说:基督教离民主只有一步之遥),何况还有文艺复兴运动关于人的解放等等。由此可见,即使“西方国家的人民也存在奴性”这个假设成立,但奴性也绝不是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所塑造的奴性特征。
毋庸讳言,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是在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传统影响下进行的。梁启超、鲁迅等的国民性批判,或多或少受到过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他们把东西方文化和他们塑造的国民,放在同一面镜子下进行对比,并以西方价值为参照系,照出中国国民性的弱点,试图“引起疗救的注意”。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了解,造成国民劣根性最根本的原因是专制制度,没有抓住民主和自由政治制度这个最根本的主线,国民的劣根性并没有得到根治,这是很遗憾的。但是这并不是说,鲁迅等人的国民性批判没有丝毫意义,他们最起码在文化层面上,对普遍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揭露,他们在思想文化上所作出的批判和梳理工作,在引起“疗救的注意”方面已经达到了目的,这是值得肯定的。即使他们当时不够成熟,也有着自身的弱点,但决不能把他们说成是被强行洗脑置于奴隶芯片的木偶,因为这里隐含着对先行者的侮辱。虽然摩罗先生用的是比喻的手法,但毫无疑问,摩罗先生文字里却是充斥着对先行者的不恭和嘲讽,把我们无法在世界真正站立的原因,归结到这群挽救国家危亡的五四精英身上,难免有点倒打一耙的味道了。
总之,国民劣根性的有无,并不是靠自己的臆想做判断,而是要基于民族品质的考量。如果传教士和鲁迅等人所揭示的民族劣根性确实存在,那么即使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缺点,我们也不可以沾沾自喜,而是应该深刻的反省自己文化的痼疾,“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相反,对国民劣根性视而不见,并且找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这样的中国人即使真的站起来了,也必然跌的更惨,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坚实的基础上,而是站在流沙之上!
纵观摩罗先生对传教士和五四先贤们的国民性批判,我们没有看到摩罗先生对他们批判的国民性加以否定的论证。也就是说,恐怕摩罗先生自己也无法完全否定,他们对国民性的总结和论断。这在学术上是很荒唐的,因为你在那里给别人加了许多罪名,却不愿对人家的批判加以反驳,证明我们的国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国民劣根性——那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摩罗先生只是说那是普遍的人性,只是说西洋人的国民劣根性比我们尤甚!可是,我们依然看不到摩罗先生的证明,我们只看到摩罗先生一直在痛骂西方殖民的罪恶。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西方殖民的罪恶,并不是西方国民的劣根性!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西方国民的种种缺点,种种丑陋,而不是一个国家的罪恶!我们承认西方国家内部道德和文化的优势,并不是“认可了西方作为屠杀者和掠夺者而拥有的道德优势和文化优势”,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想,以摩罗先生的学识,不应该把两者搞混。但摩罗先生却故意在这里偷换了概念,这是很让人遗憾的。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国民性,都有一定的缺点和不足。美国人写过《丑陋的美国人》,日本人写过《丑陋的日本人》,而他们都没有因为国民性批判,而失去民族自信心。由此可见,所谓因为揭露了国民的劣根性,“中国精神就大崩溃了”,“中国人就会永远跪伏在洋人面前”的论断,是经不起推敲的,那只是摩罗先生的主观臆想罢了。如果非要说部分中国人的精神崩溃了,也只是社会转型期带来的文化和思想震荡后遗症罢了。
五四精英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是自轻自贱自虐吗(文化篇)
前面提到西方人的打棍子理论,西方人为了自己的发展,往往美化别的国度,以促进国家的奋发上进。而在中国,如果你拿出打棍子理论,不把你自己打死才怪,因为中国人的面子是第二生命,一旦把人家美化得让自己自惭形秽,中国人的精神就会崩溃。所以,在中国讨论发达国家时一定不能说得太好,否则会被大家说成“崇洋媚外”,但是说那些落后的国家则不在此列,其中的道理你自己琢磨。
所以,现在所谓的爱国知识分子,一般都是激烈抨击西方国家的丑陋,并且不忘记对中国国民性和文化大加赞美的那部分人。那些民族主义者——那些恨不得把中国变成东方不败的学者文人,也因此被浅薄无知的愤青叫好。而那些觉得百事不如人,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常常被冠以卖国贼、洋奴的“美称”。这是很混蛋的逻辑,难道我们对先进的文化只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的先进性就销声匿迹?摘一片叶子,也许可以遮住眼睛,但是真的可以遮住真相?这种讳病疾医、自欺欺人的行为,恰恰却成为国人最经常的思维方式,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不幸和悲哀!西方人在打棍子理论里奋发图强,而中国人则在掩耳盗铃的自欺里固步自封,更有甚者,大放厥词污蔑那些进行国民性反省和传统文化批判的人为洋奴。
摩罗说:
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
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幕后推手,那当然是西方殖民者。至于旗手,那当然要在中国人中找。我认为蔡元培比较合适。正是他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时,被树立为文化领袖,切断了中国文化传承的脉络,义无反顾地全盘西化
五四精英在探索国家发展道路所做的贡献,被摩罗先生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劳”,原因是他们“片面地歌颂西方文化,围剿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当时最优秀的中华儿女,他们为什么歌颂西方文化反而批判传统文化呢?难道他们都如摩罗所言:集体得了所谓的“自虐症”不成?事实上,当时拒绝西方文化捍卫中国文化的学者精英并不少,像辜鸿铭、梁漱溟等,但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他们有人能从中国文化里挖掘出强国富民之道吗?而鲁迅、胡适等人之所以放下了所谓的民族尊严,肯拜西方文化为老师,不仅是当时形势被逼无奈之选择,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在探索道路上的自觉和自省。从最早林则徐严复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有为梁启超试图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再到后来胡适鲁迅试图从文化上找到妙方灵药,其目的和作用不外乎救国图存、拯黎民于水火。五四先贤为祖国的富庶强盛,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可谓功标青史流芳百世。这样的先贤在摩罗的笔下却成了“洋奴”,却成了“精神大崩溃的旗手”,无怪乎其好友萧瀚先生称之为“所见过最神经错乱的文字”。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民主和自由,是科学和平等,而传统文化的核心则是三纲六纪(陈寅恪)。摩罗先生所自我陶醉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其实质是专制文化的代名词,是培养太监、包小脚、“人相食”的罪恶文化,是宣扬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和贞节牌坊的愚民文化。而如此令人作呕的封建文化,在摩罗的眼里竟然成了民族自信心的源泉,成了我们在世界上骄傲站立的基石,只能说摩罗得了苦难健忘症而已。
其实,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兴衰。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说:“在运动场上,运动员有起起伏伏,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上,每个地区的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古代,传统文化也许是世界上当之无愧较为先进的文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再加上封建专制的禁锢,传统文化逐渐失去百家争鸣的活力,传统文化逐渐沦落成儒道释三家垄断的营业场。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传统文化已经停滞凝固,失去了从内部打破其权力架构的力量。传统文化无可奈何的衰落,西方文化的异军突起,打破了东西方文化的相对均衡,让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传统文化已经落后的现实。
同样,西方文化也并不是完美无缺,也并不是不可超越的文化。但是中国文化要复兴,首先必须老老实实拜西方文化为师,然后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的优点,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可能。否则,打着文化复兴的旗号,妄图通过复兴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已。
袁伟时先生曾经说过:“学术文化无国界,只有是非和高低之分。”我们现在的器物、制度、价值观念,哪一样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正如摩罗先生穿西装打领带,坐汽车用电脑一样,并没有因为是西方科学和文化的产物而拒绝他们。摩罗先生既充分享受到西方文明的成果,却一转脸便骂那些号召学习西方文明的人为洋奴,岂不知自己也早成了“洋奴”呢!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中国的大门越敞开,国人的思想越开放,我们的国家进步会越快,而当我们一旦闭关自守,自力更生时,我们国家的发展就像老牛拉破车,走得艰苦而且缓慢。主动融入世界潮流,是我们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理性知识分子的共识。
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选择,实质是民主和专制的选择,是现代化的科学理性和传统的封闭愚昧的较量。倘若我们能够抓住事物本质,就不会为表面上的字眼所迷惑。摩罗先生故意撇开东西方文化的本质,纠缠于“东方”和“西方”的差异,把五四精英对西方民主、科学、自由的推崇,说成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开始,以唤起国人的民族情绪,打着抵制西方化的旗号而阻挡现代化,甚至把中国当前的思想和文化现状,归结为“全盘西化”的结果。更令人不可忍受的是,把“中国精神大崩溃”的罪魁祸首推给了蔡元培——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誉满天下而谤不随之”的神人般人物,竟在新文化运动近百年之际被摩罗游街示众,其行为不可谓不卑劣,而其用心更是昭然若揭。摩罗说:
自从五四时贤主张全盘西化以来,中国的教育资源全部都是西学,我们每个读书人都可以说是西方教育背景的人。我们早就习惯于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以西方制定的统掌世界的游戏规则为金科玉律,丝毫不敢怀疑,尤其不敢稍有违背
五四一代的思想遗产,给几代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离心力,许多学富五车的精英人物,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讨论问题的立场、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都是西方的,他们的言论往往也是代表西方利益的。
上面的话似乎告诉我们,中国早已西化了,因为我们的教育资源都是(?)西方的,所以,我们早就“全盘西化”了!多么可笑的逻辑!我们知道,所谓的西化,最主要是西方民主和自由等核心价值。按照摩罗先生的看法,似乎中国早已拥有了西方民主和自由的原则和价值,早已在享受西方几个世纪前就拥有的民主和自由了。那些还在倡导和争取人权和民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岂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但是,党和政府还在坚决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按照摩罗先生的逻辑,接受了西方的观点,就有了西方的视角,所以说出的话就“往往代表西方的利益”,这样的话出自摩罗先生之口,真的给人一种很“没文化”的感觉,让人不由怀疑摩罗先生是否懂得逻辑。如果说,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文化,就会有西方的视角,就会代表西方的利益,那么,日本和韩国这些学习西方的国家,岂不是都在代表西方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岂不成了卖国国家?而事实却是,这些国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富强和壮大起来,这不与现实相悖吗?何况,西方文化中有许多普世价值的东西:譬如民主和自由,既然是人类最普遍最美好的价值,又哪里有东西方之分呢?我们能说一旦拥有了民主和自由,就会损害国家利益吗?所以,摩罗先生所谓学习了西方的观点,就有了西方的视角,就代表了西方的利益,依然只是摩罗先生荒唐的推理而已。而且,在《中国站起来》里,摩罗先生故意混淆西方化和苏联化的固有辨别模式。把苏联化的专制思维和我们固有的西方化观念混淆起来,把我们在发展中所遇到的挫折,别有用心地推在西化身上,以蒙蔽民众引起人们对西化的反感,反映了摩罗先生的“无畏”和“智慧”。
正如那些民族主义朋友一样,摩罗先生一方面把对传统文化和种族的反省,当做是崇洋媚外,另一方面把自己装扮成爱国者和文化的坚守者。摩罗先生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愿意承认是军事和政治的失败,而不愿意承认传统文化的失败。在摩罗先生的眼里,中国本来是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生气勃勃,是西方列强把我们的国门打破,摧毁了别人遥不可及的传统文化。从此,中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的附庸。
在摩罗看来,中国人民的苦难完全是因为西方殖民者打开中国的大门所致。所以,摩罗在文章中反复抨击殖民者的罪恶,以激起民众对西方的痛恨。其实,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封建专制社会贪官污吏如狼似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整个封建历史战乱不断,百姓生灵涂炭,简直就是暗无天日。鸦片战争打破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此后,西学东渐,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等理念也渐渐传到了中国。科学器物的输入不仅使生产力大幅提高,而且大开了中国人的视野。民主和自由更是从思想上打破了我们千年跪伏在专制统治的奴性,让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平等。从此,中国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产生靠传统文化有可能吗?公正地说,中国人的苦难恰恰是因为中国并没有走上西方的民主自由之路,而不是相反。中国的民主自由之路之所以举步维艰,除了政治的干扰因素外,还因为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民族自大者,他们拒绝学习西方文化,生怕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丧失自己的文化,这完全是杞人忧天,也是不自信的表现。试想,如果传统文化真的是强大的文化,怎么可能会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消湮呢?
我们知道,要判断一个民族所拥有的文化是不是富有生命力的的先进文化,就要看他们自身是否具有强大创造力,并且有海纳百川积极吸收其他文化的气度,是否毫不避讳对自己文化缺点进行批判等。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则是停滞保守、妄自尊大,这样的文化怎么可能是先进文化呢?何况,传统文化的消逝,应该认真检讨自身是不是还有生命力,不应本末倒置,责备和讨伐新文化运动。因为我们知道,任何强大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不会在军事的征服中消亡的,即使在国家战败之后,仍然有强大的同化力,仍然会把落后的文化加以同化。
譬如说古希腊虽然在战争中败给了古罗马,但是他们的文化却被罗马人吸收了,他们的文化并没有消亡。譬如我们中国汉文化在历史上是一个同化力非常强的文化,在当时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先进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侵略中土的民族,不仅没有消灭我们的文化,反而最后都被同化。譬如北魏的孝文帝,蒙古人和满清人,虽然在战争中打败了汉族王朝,但汉文化却没有消亡。原因就是汉文化对其他民族而言,是先进的文化。即使包括印度的佛教,也都在传播的过程中和汉文化融合在一起,具有了鲜明的中国佛教的特色。那么,如此强大同化力的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同化西方文化,反而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一触即溃、一败涂地?只能说明,我们遇到的西方文化是一种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更强大的文化,比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加先进而已。
但是,我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却不愿承认这个基本的事实,因为他们赖以自豪的泱泱大国的五千年文明,竟然被弹丸小国的蛮夷文化所征服,真太让“中心之国”颜面扫地。中国文化分子,历来看不起蛮夷,而“严夷夏之防”,防止“以夷变夏”。传统文化由于其天然封闭的地理环境——东有大海,西有高山和戈壁荒漠,北边冰寒,南边潮热,再加上周边国家的文化都落后于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没有遭受到真正的挑战,必然形成传统文化的封闭和自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对待西方文化的傲慢和无知上。譬如当年马戛尔尼第一次来到中国,乾隆皇帝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向圣朝朝觐的。把他们不向皇帝下跪,牵强附会成外国人的腿不会弯曲。甚至连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法两国的区别尚且搞不清楚,这样的国家却要摆出居高临下的天朝大国的架子,摆出泱泱文化大国的姿态。这种天朝大国的文化心态,如果不是处于坐井观天的无知,就是那种趾高气扬的自大狂。而这种天朝大国的文化心态竟然被摩罗先生认为是“理所当然”,确实让我们见识了“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文化只有才碰撞中才能发现自身的不足,也只有在文化交流中才具有蓬勃发展的活力。
所以,对于中国这样自大封闭的文化古国,要想让文化分子放下架子学习西方,便显得荆棘横生困难重重了。当中国的大门在西方的炮火中被迫打开时,中国知识分子既感到了其所未有的耻辱,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老师,这对中国虚骄自大的文化学者来说,简直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折磨,因此,每当国力强盛或者西方发展遇到某些障碍时,“义和团意识”便改头换面死灰复燃,千方百计证明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并且不断地向世界宣布;西方文化要衰落,儒家文明要振兴,中华文明要拯救世界。只不过就像喊“狼来了”的孩子一样,喊多了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了。李光耀先生在东亚金融危机后,不得不承认儒家文化根本不适应现代社会。
严格说来,我们的文化屈辱感并不是始于五四先贤的反思批判,而是始于鸦片战争的炮声。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天朝大国的黄粱梦,中国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正如一个武功自以为天下无敌的人,却被原来根本看不起的人击败所产生强烈的心理反差,并因此而产生无法接受的挫折感。当时一些手足无措的士大夫竟然喊出:“宁肯亡国,不可变法”的口号,内心的彷徨、急躁、失落和无助可想而知。再加上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蜂涌而至,极大地动摇了传统思想的根基。这对于一直生活在封闭自大文明古国里的文化分子来说,无疑是痛心疾首的奇耻大辱。由此可见,摩罗先生将中国文化的挫折感归罪五四先贤,就有点张冠李戴的味道了。虽然在西方的船坚炮利里,中国文化分子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器物和科学不如别人,但是有些仍然顽固抱着幻想:就是坚信我们的文化和道德是西方人无法比拟的。这些冥顽不灵的士大夫,依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迷梦里,沾沾自喜于所谓的“圣人道德”,认为“越古的就是越好”,“好古而拒变”,仍然以民族自尊心为借口,虚骄自大,盲目排外,不肯虚心学习和吸收别人先进的东西。
但是,随着欧风美雨东渐,再加上我们的早期启蒙者走出国门,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逐渐加深,很多五四先贤开始意识到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开始正视落后差距,在痛苦中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自觉打破奉若神明、不可更改的传统思想观念,宣传西方思想和社会制度,针砭国民性痼疾,号召人们摆脱了封建文化的桎梏,积极吸取外国文化精神改造国民性,以求建立新的道德,塑造新的国民,来完成社会制度的改良。其实这正是一个民族觉醒和奋发的标志,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觉醒的一个里程碑。
但莫罗先生竟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启蒙救亡图存工作,说成是为中国人戴上了自轻自贱自虐的精神枷锁,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在中国将即将崛起的今天,五四先贤却成了中国精神崩溃的罪魁祸首。如果他们泉下有知,真该忏悔自己所谓的启蒙工作,把中国人带到了“精神阉割”的境地。否则,中国人就可以高高扬起拖着长辫的头颅,在世界面前高高扬起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头颅了。都怪他们,让中国人失去了傲视群雄的机会,失去让世界各种文化相形见绌的机会。而摩罗自己无疑成了拯救中国传统文化的英雄,成了让中国人站起来扬眉吐气的英雄。本来我们应该感激摩罗先生才对,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摩罗先生精心建构的陷阱。
凡是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发展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五四先贤们批判封建文化,提倡新文化,是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经过严肃思考后作出的抉择,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是中华民族打破天朝大国的骄傲心态,第一次自觉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滥觞。新文化运动给中国人心中撒下了民主和自由的种子,为中国人走向科学和理性开辟了道路,为个体的觉醒与人的思想的解放打开了一扇窗户,其意义之深远,可谓前无古人,甚至连摩罗也不得不承认,新文化运动的功绩,非其学术水平所能否定。
显而易见,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积极启蒙救亡,正是要帮助中国人走出屈辱的困境,帮助中国走向富强和民主之路,而绝不是要给中国人戴上“自轻、自贱、自虐”的精神枷锁。胡适鲁迅等五四先贤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并不是病急乱投医的结果,而是深陷其中并深受其害的强烈反弹罢了,更何况他们都是走出国门之人,亲身感受到西方文化所表现出的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是在亲身感受到老大中国落伍于世界的现实中,所做出“反求诸己自我批判”的抉择,那是当时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中所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
古书曰:“知耻近乎勇。”早期的摩罗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曾说过:“不敢面对耻辱是我们一切耻辱中最大的耻辱”。学习西方文化,其实正是国民自尊和自信的表现。五四精英们面对国家积弱贫穷、积重难返的现实,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如其说是奋斗的目标,不如说是矫枉过正的一种策略,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完全抛弃传统文化。因为胡适先生提倡“整理国故”,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鲁迅先生倡导的“拿来主义”,哪一个真正抛弃了自己的文化?哪一个认可了“强者对于自己群体的奴役之合理性”?而把他们为启发民智塑造新民,自觉地引进、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称作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开始,只能说明摩罗先生已经背离了最基本的文明常识,把所谓的面子或者所谓的自尊心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其实质和那些颟顸顽固的满清士大夫又有何两样?殚精竭虑探索拯救国家危亡的道路。
如果我们还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抱有幻想,请看一下我们的邻国,同样是东方人的日本人,能够迅速地接受西方文化,并成为骄傲屹立世界之林的强国,除了和统治者的锐意进取和高远的政治目光有关外,还和知识分子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正视不足,并且自觉地向西方学习有关。而步履蹒跚的老大中国却一二再与西方文化擦肩而过,究其原因,与中国文化里的惰性和保守性脱不了干系,与老大帝国的面子心态不无关系。他们打着自尊和自信的旗号,闭目塞听,盲目自大,拒绝学习先进文化,这样的民族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吗?
既然我们承认西方文化具有生机勃勃的现代性特点,而传统文化是一种古老的落后停滞文化,这就要求我们放正心态,自觉学习西方文化。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我们不可能因为传统文化的长处而讳病疾医。譬如我们的身体得了重病,也许并不一定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全身上下并无一样好处,但是,如果我们沾沾自喜于“康健”的身体部位作为自信心的证明,却不愿治疗恐怕足以致命的病,这样的人不是现代版的齐桓公吗?这样的人不正是戴着“自轻、自贱、自虐”的精神锁链的那群人吗?
我想说的是,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研究,不是够多,而是远远不够。近百年来,我们对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学习还很欠缺,我们自己也并没有学会创造思想。我们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远远不够,甚至我们的民主和自由赶不上西方18世纪19世纪的水平。我们要对西方说不,首先要有说不的实力,特别是文化实力。知识分子不是靠勇气说话,而是靠理性说话。民族主义确实很诱惑人,大凡民族主义确实体现无知者无畏的勇气,譬如摩罗先生说:“如果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种族和文化没有自尊、自信、自大倾向,那才是不正常的。”我也同意所有人都希望为自己的种族和文化感到骄傲的说法,但是一个前提必须是我们的种族和文化确实是令人感到自豪的。相反,如果我们的文化病入膏肓,但是我们却讳病疾医,妄称“自尊自信和自大”,而拒绝向西方学习,岂不是作茧自缚?有一位网友的一句话很有真识灼见:“自以为自己站起来的人,往往都是自卑之后无限自我膨胀而自大的人”这不正是摩罗先生的写照吗?
本来,摩罗先生要揭示民族深层的精神与文化的自卑感与挫折感,本是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的课题。可惜,摩罗却将五四先贤当做造成精神与文化的自卑感与挫折感的罪魁祸首,对他们加以鞭挞和抨击,实在令亲者痛仇者快。当然,摩罗先生是爱国的,从他的那些燃烧着激情的文字里应该可以读出。胡适、鲁迅、蔡元培等更是爱国的,他们是从西方文化里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们用西方的圣火照亮了中国的天空,同时也显露出火光里的阴影。摩罗先生不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那些阴影,反倒责怪那些照亮天空的火把,我不得不说,摩罗先生,在中国站起来之前,请您先站起来吧。不要匍匐在那些被你镶上金色的传统专制文化面前!所谓的海清何晏,国泰民安的盛世,只是虚拟的传说!就像每个人都怀念童年一样,似乎在每个人的意识里,童年都是那么的完美和快乐。对传统文化的迷恋,更多是怀念童年的情结和面子心理作祟罢了。中国历史其实是一部治乱相迭、恶性循环的历史,中国人民可以说是长期地,甚至永远地生活在贪污、混乱、战争、杀戮、贫穷里面,而不是摩罗先生所想象的世外桃源或者文明圣地。
文化藩篱阻挡不了文化的交流,试图建立文化壁垒只能是以卵击石而已。罗马的“围栏”没有抵挡住诺曼底人的进攻,中国的长城没有阻挡住蒙古和满族的进攻,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坚守文化的墙只能是画地为牢抱残守缺。但是,我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却总是打着民族大义的和维护民族文化的旗号,不欲励精图治,奋发振作,来适应外部环境的巨大的改变,不愿作出学生的姿态,却要摆出高高在上的嘴脸,名曰民族自尊心,以至于蹉跎延误,导致民族悲运,尚不自省。而今国运稍强,有些所谓的学者文人,便打着文化复兴的爱国旗号,试图螳臂当车,拒绝西方文化,拒绝全球化,其实是将国家和人民带到血腥和灾难里,带到落后和封闭的深渊里。
究其实,摩罗先生挑起的依然是中西方文化争论的余波罢了。这本来已经是尘埃落定、无庸置辩的事实,但是摩罗先生却故作惊人之语,鼓唇摇舌虚词诡说,在表面慷慨激昂的爱国旗号的背后,却藏着混淆是非牵强附会的不经之谈。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任何开倒车走复辟路的行为必将为世人所唾弃。
中国能站起来吗(精神崩溃篇)
中国精神崩溃了吗?这个命题着实令人迷惑,也让一般中国人很难回答。既然是“精神崩溃”,我理解它的主语应该是指“中国人”。中国人的精神崩溃不崩溃,恐怕要在调查后才能有发言权。但在摩罗先生看来,中国人的精神早已崩溃了,理由不外乎是因为我们在和西方的对抗中累积的失败使然,因而中国人便“唯西方马首是瞻”了。摩罗先生说:
“近代以来中国的失败是西方殖民者反复侵略与掠夺的结果,中国的精神崩溃则是所有这些失败累积起来导致的心理效应。”
“中国人一百年来为何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西化时代何时终结?中国人怎样在精神上站起来,平视西方,将中国崛起的大趋势变成现实”
我不知道,摩罗先生所得出中国精神大崩溃的结论是指所有中国人,还是一部分人。其实,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早就说过:“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所以,首先要建议摩罗先生,应该将“中国精神崩溃了”的命题再斟酌一番了。
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中国人,你失去了自信和自尊吗?相信有些人确实会犹豫。但是,如果说,你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国民性而丧失自尊和自信的吗?我想绝大部分人会给一个否定的答案。
摩罗先生说,我们的民族有一些自卑感和挫折感,我基本可以同意的。但我们的自卑感和挫折感并不能简单地归结到文化和国民性,更多的自卑恐怕来自经济和政治层面。一个富足和充分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民族没有自卑,也不会有深重的挫折感。一个终年胼手胝足为肚皮和房子忙碌的民众,不会去关心什么文化面子问题。相反,如果百姓的生活依然贫穷,我们依然享受不到人类天生本应拥有的权力,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骄傲地屹立在世界之林呢?
是的,我必须承认:我们自卑,因为我们无法享受到普世价值中的民主和自由。是的,我们自贱,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良心和勇气,成为精神阉割的一群犬儒。是的,我们自虐,因为我们不敢对那些压榨我们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维权,我们对不法的侵犯只能以自焚自残相争,不是自虐又是什么!但是,我们感到自卑自贱的从来不是文化,更不是国民性!
所以,摩罗所说的“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马首是瞻”,只能说是某一部分并不能代表中国人的文化人。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真正的中国人精神并没有崩溃,中国人所必须面对的挫折感和自卑感,应该反求诸己,而不应该一股脑归罪西方了事。
坦白地讲,我能体会摩罗先生作为一个文化学者,重塑国人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努力。但我要说的是,我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丧失,并不是我们意识到国民劣根性。而是21世纪的我们,仍然无法享有西方国家最基本的民主和自由,最基本的人权尚无法保证,这是我们尊严的最大失落!至于国民劣根性,是会随着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并不是我们感到自卑的地方!因为我们已经从香港和台湾的发展看到了国民性的改变!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自信和骄傲。
当然,摩罗先生要揭示的,可是我们民族深层的精神与文化的自卑感与挫折感。说白了,摩罗先生所说的“深层”其实很浅,不过是中国文化分子的面子而已,因为众所周知,面子才是中国文化分子自尊心的最积极的体现。其实,摩罗开出的药方上早就写着:要拯救中国文化软骨症!可见,摩罗先生所谓的自卑和挫折主要与文化有关,似乎和百姓的权益并无多大的关系。摩罗先生首先要拯救的是国民劣根性,在摩罗先生的逻辑里,国民劣根性没有了,中国人就可以挺起胸膛站立起来!摩罗先生大声疾呼:
“西方人犯下的罪恶与错误,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种族;中国人再也不能跪在西方人面前甘做奴隶,必须砸碎一切精神枷锁,挣脱西方人的精神奴役,而要在精神上站起来,做高贵、自信、精神崛起的大国民。”
摩罗先生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平视西方,这固然是很好的建议。既然中国文化要站起来,必须拿出我们能无愧于站立世界的精神财富。放眼当今,中国出现了一位世界范围内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吗?没有。如果说香港和台湾出现的新儒家学说的学者,在古代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上,还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可是在大陆,除了老一辈陈寅恪和熊十力外,又有几人对古代传统文化,真正做过思想上的研究和整理?我们的民族主义者既不肯对传统文化做一番严谨的整理工作,又拿不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精神财富,却一味地做出文化崛起的姿态,其实是一种意淫自慰而已。更有甚者,有些人喜欢在别人的过错里找到自己的自信,这种自欺的行为表面上很隐蔽,其实更加拙劣,因为即使找出别人的罪恶,就能证明自己多么优秀吗?
我们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创造精神财富和生产思想的能力上,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但是却有两种特殊的看家本领,不由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先入为主”的本领,不管西方有什么新创造和新思想,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能有办法说“中国古已有之”!以此证明中国古代多么令人自豪。另一方面,则是千方百计找出西方的罪恶加以抨击,从而证明自己的伟大和光荣,建立所谓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通过这两种本领,我们也不难看出,所谓的民族主义者是多么脆弱和自欺欺人。
但摩罗先生对那些民族主义者却倍加赞赏,称他们是中国的“国胆”,可畏惺惺相惜。可惜,当今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并不是去批评别的国家,而是要把精力放在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上。如果你想赢得别人的尊重,你必须拿出特有的让人尊重的精神财富,而不是在别人的缺点和不足上,建立我们的信心和自尊。毋庸讳言,欧洲历史也曾有一千多年黑暗的时期,也曾镇压科学,反对思想独立,也曾烧死过异端。但是,这却不是我们的信心基础所在。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缺点上,如果因为别人的黑暗,而自我欣慰,只能说明中国依然处在阿Q的时代。正如中国足球每次世界杯比赛,都要找几个实力比较差的国家队练兵,建立所谓的信心,但到了真正的赛场上往往让人打得找不到北。信心,是一种实力,没有实力的自信是自我欺骗。
固然,西方人有一段罪恶殖民史,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英国鸦片战争的胜利,其实是文明社会的奇耻大辱。对中国来讲,虽然失败令人痛彻心扉,但是,何尝不是一次机遇和挑战?我们不能总纠缠于历史,历史是有诉讼有效期的,我们不能把别人的罪恶,永久地背在自己身上。我们应该在历史中学会成熟和发展,学会选择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学会在历史错误中寻找自己的发展机遇,而不是在别人的过失中意淫自慰。
恩格斯曾经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在鸦片战争中,学到的是控诉别人的罪恶,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在美国两艘军舰的打击里,学会了富强和接受新文化,他们把耻辱,当做一种精神的激发,他们把国耻日变成了自己的光荣日。如果说鸦片战争本身是深重的罪恶,他留下的惨痛却以中国巨大的进步作为补偿。我们的祖先,曾在惨痛中打破了天朝大国的美梦,今天我们能够重新认识自己,并且自觉溶入世界潮流当中,在新文化和新价值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正是祸福相倚、反求诸己的道理吗?
摩罗在文章抱怨说:“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唯我独尊,而中国部分精英的民族主义者却唯我独劣呢?”似乎在责备和批评中国部分精英人物的民族主义。那么,何谓民族主义呢?“简言之,即指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往往都要从国家的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方面找出其优越的地方,大力宣扬引起民族自豪。为什么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却唯我独劣”呢?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逻辑陷阱。如果我们的民族真的很优秀,我们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令人自豪,我想凡是民族主义者,都更愿意夸耀自己。凡是不夸耀的,或者是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本身劣迹斑斑,或者本身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而在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大都喜欢把别国的缺点放在嘴上,通过攻击和嘲笑别人来获得心理满足,对自己的缺点则讳莫如深,或者轻描淡写,以“别人也好不到哪去”而心安理得,这才是我们民族主义者天下无双的独特之处。
民族主义者除了这两样本领外,民族主义者还有一件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煽动群众的民族情感。大家知道,民族情感神圣不可侵犯。似乎只要有了民族情感,就有了尚方宝剑,就有了百战百胜的武器。即使变成“爱国愤青”、义和团,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我们也要对他们感恩戴德。这种只管“爱国”不管利害的做法,必然导致盲目狭隘的爱国主义,不仅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极有可能将中国带到苦难的深渊。
民族主义者打着爱国和维护民族大义旗号的目的,不外乎为了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然后用极其煽动人心的语言建构一个群狼环伺的外部环境,似乎中国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西方的公共食堂”。然后把自己伪装成拯救中华民族的英雄,大有和我作对,就是和民族和国家作对之势,谁如果胆敢批评挑战,便会招来民族主义的讨伐之声,甚至给他们戴上卖国贼或者洋奴的帽子。他们理直气壮地大声疾呼:“愤青爱国,何错之有?”
爱国,当然没错,但也要分理性爱国和非理性爱国。非理性爱国不仅不可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实际的好处,而且会给国家造成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这样的人虽然打的是爱国的旗号,但并不是真正的爱国者。严格说来,应该叫“爱国贼”。
“爱国贼”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崭新名词,自然是从“卖国贼”演绎而来,既然爱国,焉何反倒成贼?其实,爱国贼是指那些打着爱国旗号却要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的人群,这些人表面上是爱国的,其实是庸医杀人!正像义和团盲目排外一样,这些人闭着眼睛喊爱国,表面上为国家争取利益,实质上却在损害国家利益,把国家带到战争和血腥的边缘。这样的人是爱国者还是误国者,不是一目了然吗?这些勇于把国家带向深渊的所谓爱国主义者,不正是国家之蟊贼么?
其实,谁是爱国者谁是误国者,并不是看谁喊的爱国声音高,谁把祖国和民族利益整天挂在嘴上。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打的是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的旗号,但是,却给德国和其他国家带来了灾难。公正地说,那些肆意诬陷别人“卖国”或者“洋奴”的文人,不惜要在“血腥”中崛起的愤青,不惜在国际上制造和激化矛盾破坏和平发展环境的家伙,才是真正损害国家利益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贼”。
这些人打着中国崛起的旗帜,打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号,排斥西方文化,成为和权力遥相呼应的鼓手。这些人拒绝承认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甚至刻意将社会的主要矛盾歪曲指向西方,而且给自由和民主冠以西方殖民文化的帽子,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其用心可谓良苦!他们高高打着的爱国主义大旗,其实是狭隘民族主义的遮羞布。其实,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成分的继承者。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并不是爱国者,我们不能把两者等同。否则,清政府那些腐败愚昧的官僚们,岂不是最最爱国的那一部分人?真正的爱国者是为了让百姓生活幸福,促进社会进步,这样的人才无愧于爱国者的称号。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动不动就要建立一套东方话语权,动不动就要建立世界新秩序,表面上是“外争族权”,实质上却要中国承担不可能承担的责任。无视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100名靠后的现实,无视中国国内矛盾风起云涌,却要代表中国人一会儿不高兴,一会儿说不,一会儿要站起来,把自己装扮成民族英雄或者新的启蒙者,岂不知自己正在以“蒙”启蒙呢!
如果说五四启蒙者极端反传统有着情感的干扰,剔除其过激的言论恢复理性才是当今知识分子的使命。而摩罗先生不仅没有引以为戒,反而变本加厉驱使情感,以激越无羁的文字驱动惊世骇俗的论断,强烈地表现出摩罗自己所云的:“我清醒我疯狂”的特点。其实,正如喝醉酒的人自以为最清醒一样,真正清醒的人不会疯狂。摩罗的“疯狂”其实正是摩罗先生现实状态的自白状。
我们愿意原谅摩罗先生的疯狂,据说摩罗先生的这部书是给50年后的人们看的,是“最具前瞻性”的一部巨著。虽然摩罗精心建构的国家复兴方式,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但我们仍然愿意相信,中国终有一天会站起来,中国人民会成为有尊严的国民。
应该说,单从文学角度,摩罗的文字是无可挑剔的。摩罗先生依然保持着文人作家的敏锐和煽动力,摩罗先生通过“笔端恒带感情”的文字,往往把平和的说理变成激烈的论断。这种文笔在反抗奴役和压迫方面,容易使人热血澎湃,激发人们感情的共鸣,这也许是《耻辱者笔记》成功的原因。但是,摩罗的文字一旦用在历史和思想的探讨上,其弊端同样显露无遗。一旦剥去其承载激烈情绪的言辞,我们不难发现摩罗的论断是草率和虚妄的,摩罗独特的视角和激愤的文字是经不起推敲和怀疑的。
摩罗也许是真诚的,因为摩罗先生一直在犯一些很幼稚的错误。譬如摩罗自称“不是祖国的儿女,要作祖国的父亲”,来表达自己另类独特的爱。这个比喻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可惜,仔细一想就觉得很荒唐,怎么可以把一个生你养你的地方比喻成自己的子女,从伦理上讲不通嘛。当然,这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了。从摩罗先生的文章里,我们还可以发现其缺乏逻辑和理性的致命弱点,摩罗先生在文中夹杂着许多震撼世俗的论断,可惜这些论断的背后却缺乏严密的论证。众所周知,明辨是非最好的方法就是求证,离开了论证,摩罗所得出结论,当然就变成似是而非的无稽之谈了。而且,由于摩罗先生并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史学观,许多史论本身就很荒谬。譬如说摩罗对希特勒的评价,摩罗对义和团的赞美,已经走向了基本文明的反面。我们也许可以原谅摩罗先生作为文人对历史文化的浅薄理解,但是我们无法原谅摩罗先生背叛社会基本文明价值的做法。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我不是一个泛道德主义者,我不会因为摩罗先生的文章而否定其人品和道德情操。而且,我始终认为,每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切入点不同,对社会和世界的观点必然有差异,这也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最大价值所在。反之,万马齐喑或者众口一词,则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被扭曲的时代特征。我愿意相信,摩罗先生不惜以今日之我于昨日之我血战,并不是社会地位的改变,也不是权力和地位腐蚀的结果,更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精心打造中国崛起的神话,而是摩罗沉潜十年后真正独立思考的结果。
但摩罗先生把五四时期社会精英,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探索,把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说成是为了维护五四先贤的利益而刻意打造,是为了实现以精英为核心的社会政治认同。这种用庸俗知识分子的目光审视五四先贤,简直就是对五四先贤的侮辱!也是对自己的背叛!以现在卑鄙无耻文人肮脏的思想境界为脏水,泼向那些铮铮铁骨的五四精英,刻意将五四精英庸俗化,反映了摩罗先生的堕落!甚至在采访中“提醒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不要太把自己当成一碟菜了!”难道这不是典型的“自轻自贱和自虐”吗?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我不怕被证明有错误,我只怕被误解。”高尔基曾说:“别人是你的镜子”。摩罗先生把五四知识精英为争取国家富强、人民民主自由的行为,看作是为个人争取话语权,为自己争利益,反映摩罗先生不仅已经背离了五四优秀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而且背离了基本的良心和正义。摩罗对五四精英的评价,当然可以理解成“推己及人”的论断了。也许,摩罗先生向社会所宣传的意识形态,不论是前期为了那些被损害被侮辱人们的呐喊,还是今天义无反顾地站在民族主义的船头上,原来都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已。鲁迅先生曾说过;人一阔就会变脸,也是,摩罗先生已经爬上了成功的阶梯,已经搭上了既得利益群体最后的班车,当然不必再为被损害被侮辱的群体说话了,这也许是摩罗先生华丽转身的原因。虽然至今,我仍然不敢相信这样的结论。我总觉得摩罗先生是真诚和有良心的学者,应该只是个人思想观念的变化,而摩罗先生的“五四精英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刻意打造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结论,却让人不寒而栗。
曾经被钱理群教授奉为中国知识界精神战士的摩罗先生,据说“终于明白,学者并不关心真理本身”。这也算摩罗先生近几年的“大彻大悟”了。如果学者不关心真理,我不知道学者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难道学者真的只能成为御用的犬儒吗?或者站在某个制高点上,慷慨激昂地为某个集团利益说话,但是,如果不关心真理,他说的话还可信吗?
苏格拉底曾经说:“只问是非,不管其他。”为知识而知识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为政治而学术则是假学术。同样,表面上打着爱国的旗号,高呼着维护国家利益的口号,并不能代表知识分子的良心。知识分子应该为真理而生存,而不应该打着国家和民族的旗号,贩卖虚假的知识,因为凡是虚假的知识,都会在时间的洪流中成为笑谈。知识分子不应该总是习惯于设计自己站在什么利益的立场上说话,而是应该自觉站在真理的立场上说话。凡是打着站在某某利益立场讲话的,他的学术观念和思想必然要不断地自我冲突。因为你今天可以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那么明天极有可能站在权势的立场上说话。也许,只有当我们真正学会了为知识而知识,我们才会真正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因为真正的知识往往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学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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